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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省宗派主義對黨的危害

                    欄目:“三嚴三實”教育專欄 發布時間:2021-08-31
                    深省宗派主義對黨的危害

                    深省宗派主義對黨的危害

                    ——在公司黨員“三嚴三實”集中學習會上的中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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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三嚴三實”專題教育計劃安排,今天我就“突出維護黨內團結,深省‘宗派主義’對黨的危害”這一專題進行中心發言。下面,結合學習老一代革命家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及自身實際,從四個方面和大家共同交流。

                            首先,談一下什么是黨內“宗派主義”。就黨內宗派主義而言是指黨內存在的一種以宗派利益為一切出發點的思想和行為,是宗派意識在政治上的極端表現。列寧在領導蘇聯建國時期強調,共產黨員有三大敵人,第一大敵人是“狂妄自大”,列寧所說的狂妄自大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黨內宗派主義表現。關于黨內“宗派主義”我們黨的第一代領袖毛主席更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中國的社會經濟情況使得我們黨里有很多的‘劇團’,說得粗一點就是有好多‘戲班子’。在一個班子里,不論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龍套的,他們都是很親熱的,并且有個原則:我這個班子可以批評你那個班子,但是你那個班子不可以批評我這個班子,這就叫宗派主義”。在延安整風時毛主席又強調:“什么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余呢?首先是鬧獨立性妨礙黨的團結和統一”。并舉例說:張國燾是向黨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和做特務。同時還告誡全黨:要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斗,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一切無原則的派別斗爭一定要清除干凈。

                            鄧小平同志也曾明確指出:“有一些黨員,稍稍有點成績,就自以為了不起,就看不起別人,看不起群眾,看不起黨外人士,似乎當了共產黨員,就比非黨群眾高出一頭,有的人還喜歡以領導者自居,喜歡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眾商量。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特別是鄧小平到了晚年,從增強黨的團結、反對宗派主義方面與當時兩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誤就從這里出來,錯誤就從這里犯起?!?,并進一步表明:“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把這稱之為自己的“政治交代”,可見其政治分量與深刻寓意。

                             20139月,習近平在參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指出:“同學、同行、同鄉、同事等小圈子聚會值得警惕,搞不好會形成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小圈子。到黨校學習一段時間,同學之間很自然就會形成比較好的關系,但如果刻意說我們是黨校第幾期、是一個班的,稱兄道弟,甚至政治上形成一種互相支持的關系,那就不正常了。有的這種聚會里面有潛規則,大家形成了一種特殊關系,今后在利益交換中是要兌現的。權錢交易有沒有?政治上是不是互相提攜、互相抱團???千萬不要搞這些東西,搞這些東西危害很大!”。習近平同志作為新一代黨的主要領導人以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這樣嚴肅指出,應該說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和重要現實意義。

                            從學習領會幾代黨的領導人對宗派主義的論述,能使我們對宗派主義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和警覺。

                            第二,談一下宗派主義是如何“跑”到我們黨內來的。宗派主義不是我們黨所固有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講:“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黨內宗派主義的產生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和認識根源,在中國古代社會,狹隘的宗族意識和宗法觀念不但制約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還通過深層的心理積淀,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中國成立已幾十年了,但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傳統意識和行為方式并不能很快改變。中國人習慣于“親親”,重視人際關系、裙帶關系,缺少法制觀念,在現實中“拉關系”、“找靠山”成為部分人的“生存原則”,這種人治文化的腐朽意識必然影響到黨內,是黨內產生宗派意識的社會根源。近年來,我們雖注重了反腐敗和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但對黨內的宗派主義傾向沒有引起足夠注意,沒有認清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和危害。有的把黨內宗派主義看作一般性的思想問題,有的看作是中國人傳統行為方式,是“人情世故”等,客觀上在和平建設時期,特別是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腐敗比起宗派意識更直接地使人們感受到對黨的事業的嚴重威脅,更使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宗派主義的危害性和嚴重性則因此被掩蓋,被忽略。其次,黨在自身建設方面存在著不足。我黨有8,700萬黨員,其思想標準和行為準則不可能都在一個水平線上,老黨員不等于信念就堅定,新黨員不等于入黨動機都純正。從蘇共垮臺暴露出的最大問題就是黨員政治信念發生動搖和黨員入黨動機不純正,多數黨員各懷心腹不是真心實意跟蘇聯共產黨走,就是一個佐證。據俄羅斯媒體報道:蘇共垮臺時蘇共黨員有2,000萬,垮臺后以“俄共”名義重新公開活動,注冊黨員只有50萬人,僅占原來蘇共黨員總數的2.5%,現只剩15萬人。從其數字對比看足以說明這一點。從汲取蘇共垮臺深刻教訓來看,教育黨員堅定信念和明確入黨動機,普遍提高黨員思想政治素質不但是反對黨內宗派主義所必須的,更有著廣泛和深遠的現實作用和歷史意義。另外,在各級黨的組織里,黨的各項民主制度沒有很好建立起來,各項民主措施,如民主監督制、黨委分工負責制等等還不很完善,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官僚主義盛行,黨內缺乏積極的思想斗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良好風氣沒有真正被恢復,這些都給宗派主義以可乘之機。大量事實證明:哪個地方黨內民主生活健全,黨員群眾敢于說話,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就沒有市場,各種“山頭”就立不起來;哪個地方黨內的民主生活不健全,黨員群眾不敢說話,宗派主義就必然泛濫。以上談的就是宗派主義如何跑到我們黨內來的。

                            第三,談一下宗派主義的主要表現及其危害。就宗派主義主要表現及其危害來講,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培植“親信”,爭權奪利。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嚴重破壞黨內團結。不論是在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黨內都有一些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或生活上利益薰心,野心膨脹,把黨交給他們的權力視為工具構建自己的政治堡壘和安樂窩,做起事來時而謹慎時而大膽,有預謀有套路,精明得很。類似這些人如發生在黨內基層,則搞得是一潭污水,如發生在黨內高層,則有黑云壓城城欲墜之勢。高崗搞宗派主義篡黨奪權就是一個顯著例子。建國初期,高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奉調進京到中央工作后,主管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同歸中央政府領導,國家計劃委員會有“經濟內閣”之稱,高當時的權勢接近甚至超過周恩來。中央高層在研究一些重大問題上毛澤東有時與劉少奇有分歧,高崗極力站在毛的一邊表示衷心擁護,而高提出的意見毛又總是很重視和支持,特別是政務院制定的“新稅制”政策出現一些小的失誤,毛又不客氣地批評了周恩來,所有這些毛與劉少奇、周恩來本來是正常的工作現象,高卻判斷是毛對劉、周的不信任,因此萌生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19531月,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調到北京,經高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對饒漱石說:“現在中央領導權實際被劉少奇控制,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攤攤,咱們要搞個根據地的大圈圈”。他還搬弄說:我們黨實際上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個是根據地黨,也就是軍隊的黨,另一個就是白區的黨;說什么劉少奇是白區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拿槍桿子的黨哪里有什么白區的黨。對劉少奇和周恩來在黨內通過正常組織程序形成的政治地位和工作分工,高崗就是不服,會上會下肆意攻擊,并吹噓自己。在黨中央醞釀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人事安排時,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高崗、饒漱石以為他們謀權奪利的機會到了。高四處活動,先是找林彪做工作,為林彪封官許愿,讓林當政協主席,林當時還比較謙虛,說自己身體不好管不了那么多事,支持高崗在中央挑大梁。因為高崗和彭德懷在抗美援朝時有過工作接觸,高在東北做了不少后勤保障工作,彭對高印象不錯,高也找彭搞政治串聯,并又找陳云和鄧小平政治串聯和封官許愿,遭到陳、鄧的反對,陳云、鄧小平政治敏銳性非常強,很快向毛澤東匯告了高崗的非組織的不正?;顒?,引起毛澤東的震怒和下決心解決高饒問題。19531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了高崗,高崗在1954年初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做了檢討。此后,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嚴重問題。高一落千仗,跌入政治低谷,一次自殺未遂,二次自殺結束了生命。按當時毛澤東的話說:“黨內斗爭死了人,總是不好的”。為挽回高崗事件對黨造成的負面影響,1955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從我們黨成功粉碎高饒搞宗派主義分裂黨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看,當時我們黨內特別是高層空前團結,容不得心術不正的人拉山頭搞宗派,這是很重要一點。第二點,也受當時蘇共內部出現貝利亞事件的影響。使我們黨高層特別是毛澤東對黨內搞宗派活動的政治野心家抱有極度的敏感和警惕。(這里說一下貝利亞事件,從中可以看到蘇聯共產黨高層搞宗派活動的血腥斗爭場面)斯大林在世時,貝利亞得到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曾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并掌控國家安全機構和內務部機構(蘇聯克格勃前身),位高權重。斯大林去逝后,馬林科夫接書記,貝利亞成了黨和國家第二號人物,馬林科夫大事糊涂、小事聰明,瞻前顧后、優柔寡斷,根本不具備斯大林那種高瞻遠矚、雄才大略和超凡脫俗的掌握大權的能力。然而,馬林科夫所不具備的那些素質,在貝利亞身上卻并不缺乏。貝利亞具有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和做出決定的果斷性,臨危不懼的膽量和處理重大事件的魄力。無論是思想水平、領導能力還是在黨與人民中的威信,貝利亞都超過馬林科夫。斯大林逝世以后貝利亞被捕以前,爭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斗爭主要是在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之間展開的。在斯大林去逝后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里,馬林科夫已無法駕馭貝利亞,一切政治、經濟、外交、重大決策都是以貝利亞意見為主,貝利亞實際成了黨內頭號人物,特別是貝利亞說了算后第一個在黨的會議上批評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并全盤否定斯大林,而后蘇聯的走向完全背離了斯大林在世時的道路,馬林科夫在與貝利亞的政治博弈中由原來一起追隨斯大林的親密同志變成了政敵,馬林科夫為了制約貝利亞將總書記位置讓給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實際上就是一個徹頭徹尾搞宗派主義的政治野心家),赫魯曉夫表面上左右逢源,實際暗中和馬林科夫抱團,對付貝利亞,加之當時貝利亞位高權重,又掌握內務部、秘密警察武裝力量,對過去黨內高層一些人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這些人也惶惶不可終日,怕貝利亞抓舊日的把柄,不知在什么時間會把他們收拾掉,特別是貝利亞公開反對斯大林后,更給這些人籠罩了心理上的陰影,看到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成為政敵后,都紛紛倒向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利用這些政治條件與馬林科夫密謀除掉貝利亞。當時朱可夫元帥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貝利亞的得勢對朱可夫元帥也是一種威脅),他們把希望寄托到朱可夫身上,經過兩人試探,朱可夫完全贊成和支持除掉貝利亞。這樣他們有計劃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由軍方派人,朱可夫當場宣布逮捕貝利亞,而后不到半年時間,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就秘密將貝利亞處決。這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共產國際運動史上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而后蘇共給貝利亞羅織陰謀篡黨奪權、充當帝國主義代理人等罪名,才通過正式會議形式公開對貝利亞的處理。當時中蘇還比較友好,蘇聯把這一事件通報給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通報的大意是貝利亞在蘇共黨內搞宗派活動,否定斯大林,想奪取蘇共最高權力),這引起了毛對我們黨內高層有人想搞宗派活動篡黨奪權的高度警惕以及從嚴處理的決心。應該說對高崗的處理,當時也有蘇聯政治背景的影響。

                            二是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破壞組織原則、違反組織紀律,打擊了廣大領導干部的積極性。

                            我們黨為全體黨員確立了為之奮斗的共同目標,黨員之間之所以叫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相互支持,團結共進。但是黨內有些人為了實現其個人目的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相互勾結,串通一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有其他的利益團伙與他們碰撞或根本利益受到影響,必然是抱團對抗,寸步不讓。為了擴大宗派勢力,對“有用的人”能拉過來就拉過來,拉不過來就共同打擊,打擊不服的就除之后快。

                            人所共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林彪、江青反黨陰謀集團就是這樣一個鮮活的例子(這里就不展開說了)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明顯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違反了黨的集體領導紀律,破壞了黨內團結,敗壞了干部作風。同時,也讓“厚黑學”流行成風,一些領導干部,不認真做事,不學習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卻熱衷于琢磨人,研究人際關系,研究上級領導干部的喜好,用心于拍馬溜須,想方設法謀求位置和利益。一部分不善于交際腳踏實地做事的干部,長期默默無聞的在一線工作,卻無法進入上級組織的視線,得不到升遷,價值得不到認可,積極性受到打擊。

                            三是立人情圈子,編織關系網。造成了腐敗的滋生,形成了腐敗的溫床和保護傘,動搖了我們的執政基礎。

                             上面也講到,中國是一個人情味很濃的社會,夫妻情、父子情、兄弟情、師生情、同學情、朋友情、戰友情等等都很在乎,中國人重情重義的本性是客觀存在的,在穩定社會和諧方面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搬到黨內就不正常了?,F在在黨內確實存在有各種圈子,相互關系錯綜復雜,有的利用關系可以升官,有的利用關系可以得到重用,有的利用關系可以發財,有的利用關系可以逃避法紀制裁,真所謂“關系”成了制勝的法寶,黨內之所以出現腐敗,“老虎”和“蒼蠅”屢見不鮮,嚴重影響到我們黨在群眾當中的形象,并嚴重威脅到我們黨執政地位的穩固。從最近我們黨查處的“秘書幫”、“石油幫”、“山西幫”典型案件來看,無不讓人感到震驚,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從蘇共垮臺增加幾分警醒。據蘇共垮臺前作過的“蘇共究竟代表誰”調查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占85%。蘇聯劇變后最大贏家是過去黨和政府領導成員,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俄羅斯顯貴,在總統周圍占75%,政黨領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與其說是民意顯現,倒不如說是蘇共衰敗的真實寫照。

                           第四,談一下如何克服和防止宗派主義(主要結合自身實際)。

                           首先,克服和反對宗派主義要從自身做起,嚴以修身,做人要實。古人將“修身”作為做人的根本,作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共產黨員“修身”,就是要清除自己思想上不健康的東西,加強世界觀改造,堅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覺遠離低級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黨員入黨時都是面對黨旗宣過誓的,不管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忘記自己是黨的人,堅定跟黨走,而不是跟什么人走,對黨保持絕對忠誠,這是克服和防止宗派主義最起碼的標準和要求。

                            其次,克服和反對宗派主義要擺正位置,嚴以用權,創業要實。共產黨員都是經過黨嚴格的教育和培養成長起來的,有了本事后,黨放心地把我們安排到不同崗位,賦予一定的權利,讓你為黨為人民發揮本領和作用,任何時間我們都不能凌駕于群眾之上,當官做老爺,要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坦誠的講,堂堂正正做人容易,踏踏實實做事不難,難就難在嚴以用權上。過去,自己也在權力部門擔任過要職和主要領導有些感觸,在正確使用權力上個別時候也有“唯上”手松、“唯下”不嚴的問題。例如,領導說話的案件總得給點面子,看法好的同志犯錯誤被立案和調查還是有手下留情。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宗派主義的表現。

                            最后,克服和反對宗派主義要懂規矩,嚴以律己,謀事要實。作為省資產公司控股的下屬國有企業,獨立在外負責一方,在帶領團隊干事業上,既要解放思想,大膽有為,又要心懷敬畏,守住底線。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形勢必須要經受住兩個考驗:一是要為企業把好舵。謀發展要有創新意識,做決策要有科學態度,干事情要有實際成效;二是要為自己把好關,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F在國企制度規定逐漸健全和規范,對法定代表人的要求也比較嚴,坦白講:心里曾有過幾分“不舒服”!過去在黨政機關工作受約束比較多,時間久了感覺挺板人的,挺羨慕在國企工作的領導,原來想到企業工作不會是這樣??涩F在企業也今非昔比,和原來要求不一樣了,從自己產生的有幾分不舒服的感覺看,這實際上也是個人主義、宗派主義的表現,對照“三嚴三實”學習,聯系思想實際,解剖自己,提高遵守“規矩”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保證在企業樹立好法定代表人的形象,在各方面做出表率作用。

                            以上我的發言,如有不對的地方,還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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